本报记者周诗浩实习生彭乐怡上海报道
一本厚厚的《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安静摆放在书桌上，书页间贴满的书签纸，格外引人注目。
作家丁晓平端起书，熟络地翻到书中的标记处：“你看！这一段文章就是介绍中共七大在筹备期时，是怎样布置会场的内容。”
8月的上海，热浪里涌动书香。2025上海书展如期而来，在“湘沪携手文脉共承——中南传媒精品图书推介暨合作伙伴签约活动”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写书人、读书人相聚，一个个有趣的灵魂就此相遇。
知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作者丁晓平也是赴约者之一。
从书展现场归来，丁晓平并没有闲下来。8月14日上午，当记者走进他的房间时，丁晓平还在忙着给新书签名。桌面上摆放着几本崭新的《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而书皮有些磨损、贴着书签纸的那本，就搁在他伸手就能拿到的位置。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力图多角度呈现伟大的延安精神，记录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丁晓平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写作是与时代的回响，这是珍贵而又丰富的历史遗产，他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资政治学、自我革命的“枕边书”，从党的七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时机到了，写作几乎是一气呵成”
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同志，来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这一画面通过新闻报道传遍全国。
丁晓平凝视着这一幕，心中积蓄已久的创作冲动奔涌而出——“时机到了”。
这一瞬间的笃定，背后是长达二十余年的漫长淬炼与平静等待。他手中那部《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的写作契机，在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召唤下终于成熟。
“时机到了，我的写作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丁晓平说。
“以党的七大历史为题材的创作，我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酝酿和准备。因为党的七大的历史，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令我着迷而神往。”丁晓平说，这些年来，自己埋头查找搜集史料，阅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年谱等书籍，并多次前往延安革命圣地参观学习，深入历史现场，领悟革命精神。
“延安的革命岁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篇章，也是治国理政的历史活教材。”在丁晓平看来，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这本读不完的书”中找到了答案。“‘团结’和‘胜利’，这两个词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时代性，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结构是蓝图，是思想和逻辑的样子，是努力把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丁晓平坦言，自己在创作中，试图站在更为宏阔的高处来观察历史，“我知道，要想全景式反映党的七大的历史及其给新时代带来的启示，不是靠讲故事、说轶事、聊往事或者凭想象就能完成的，而是一项巨大的创作工程。”
丁晓平说，《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的创作，不仅是重述人们知道又不完整知道的那段历史，而是要力求从一个更辽阔的视野、更高远的视角，“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呼应时代、观照现实，进而揭示‘力量源于团结，团结就是胜利’这一革命事业成功的真谛”。
“大历史写作，真实是不可动摇的基石”
在历史写作的江湖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常被视为圭臬。但丁晓平对此却有着近乎严苛的坚持，他为自己确立了清晰的历史写作“方法论”。
“第一个原则，真实至高无上，这是历史写作不可动摇的基石；两个结合，历史与现实必须相互映照、彼此对话；此外就是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重叙事维度，与立场、现场、气场三层表达相互交织；还有就是‘四不写’：史料不扎实不写，思考不透彻不写，结构不成熟不写，文字不精炼不写。”
丁晓平强调，历史写作同样需要想象力，但它绝非虚构的通行证，想象力决不能与虚构画等号，而是植根于“同情心、同理心和人之常情”的理解与共情。“我在《红船启航》里写到一个故事，1985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负责人萌生了提请中央领导人题词的愿望，于是老馆长去北京拜访了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还带了家乡的茶叶和老布鞋。”
丁晓平在书中写到同为浙江嘉兴人的老部长在穿上家乡的千层底老布鞋时，还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写这个细微动作，并非文学虚构，而是基于深厚人性洞察的合理推演，后来这位老馆长同我说，当时凌云部长确实在办公室里试穿踱步……”在丁晓平看来，历史写作的魅力恰在于此——在严谨的框架内，以文学的笔触唤醒沉睡的细节，让沉寂的档案也有了生命的温度。
丁晓平说，自己每一部作品的创作，并没有感觉到多么累，但是它也绝对不是轻轻松松的。“就是因为热爱，你就不觉得它苦，也不觉得它寂寞。它就是你的梦想，稿纸就像是土地，笔就像是锄头，土地不会欺骗勤劳之人，稿纸也不会。”
“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写历史，得把准民族精神的脉”
面对历史写作中无法回避的“限制”命题——史料的天然局限、研究视角的边界，丁晓平展现出的不是束手束脚，而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突围。
“我的历史写作选题，被许多作家朋友们视为写作‘禁区’，比如很多党史事件、党史人物也是大家不想甚至也不敢碰触的领域。的确，历史写作有它特殊的难度，它是一种‘有限制的写作’，是更需要思想、智慧和才情的写作。”丁晓平说，自己的方法是“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首先真实是历史的要求，好看是用文学手法写历史，学术研究的观点就是写作中最核心、有说服力的证据。”
历史写作需要观点，而观点需要人和事来证明的，丁晓平直言：“我们不能空洞地讲理论，就像法官断案需要事实依据一样，要让读者觉得历史真实、可爱、可敬、可信。我写《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这本书，酝酿了很久，有二十多年的史料积累，包括一百多位中共七大代表的回忆、党史文献汇编等，所以在事实性证据上才能做到没有障碍。”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写历史，得把准民族精神的脉。写历史的人，心里得装着民族的山河。”丁晓平总结说。
“AI只是工具，无法感知人类眼神、语调中微妙的东西”
当AI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写作者同样也被推至风口。丁晓平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知。
丁晓平承认AI作为“超级工具书”的价值——在资料积累、数据分析、大数据计算方面能力超群，给历史写作带来了挑战，但更多的则是提供了机遇。“人工智能，没有人类智慧。它是人工的，它没有人类的‘慧根’，没有人类独有的情感共鸣与生命体验，AI是无法获知的。比如人能通过眼神、交谈语调的变化，感受对方语境中微妙的东西，但AI做不到。”
“大历史的写作，更有特殊的语境，它必须遵循历史的真相，不能编故事、搞传奇、玩噱头，需要去发现和揭示历史的规律、真理，这也是AI无法抵达的彼岸，所以我们可以利用AI作为工具书，但不能被它支配，不能让自己变成‘工具人’。”丁晓平说。
谈及大历史写作的未来，丁晓平心中有着清晰的标杆：“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聚焦，不同的写作方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前行之路。”
“现在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历史，历史就像大树的根，根扎得越深，树才长得越茂盛。”丁晓平说，每一个“现在”都是历史的延伸，每一个“未来”都需要以历史为镜，“只有知道过去是怎么来的，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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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中的诗意隐居
英国作家艾礼凯与中国读者共话《大理一年》
本报上海讯 远离都市的喧嚣，跟从内心深处的呼唤，在大山那边开启诗意的隐居。8月16日晚，上海思南公馆内书香四溢，一场以“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当一个北漂英国人决定隐居”为主题的读者见面会在此举行。英国作家艾礼凯携其力作《大理一年》与中国作家、译者仲树及众多读者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寻找心灵栖息地的诗意旅程。
艾礼凯，这位来自英国的作家在中国生活多年，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编辑，更是一位跨文化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大理一年》是他基于在大理三年隐居生活的深度体验，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的一幅幅既真实又富有哲理的生活画卷。
书中艾礼凯以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他在大理的所见所感，从村民的日常生活到自然风光的无限美好，再到与当地文化的深度交融，无一不展现出他对这片土地的细致观察。
见面会上，艾礼凯与仲树及读者们围绕《大理一年》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艾礼凯用熟练的中文，分享了自己初到大理时的新奇感受与适应过程，以及与当地村民从陌生到熟悉的温馨故事。他提到，大理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避世桃源，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追求，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仲树对艾礼凯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展现了中外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她提到，艾礼凯的文字中既有对异国风情的细致描绘，也不乏对人性共通的深刻反思，这种跨文化的书写方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体验。
在谈到科技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时，艾礼凯表示，虽然科技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过度依赖也让人失去了许多与自然和内心对话的机会。
他在大理的三年里，尝试减少对手机的依赖，更多地融入自然和当地社区，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满足。艾礼凯认为，真正的自由不仅仅在于身体的逃离，更在于心灵的解脱与自我发现。
见面会现场，读者们积极提问，与艾礼凯和仲树展开了热烈的互动。有读者问及艾礼凯为何选择大理作为隐居地，他幽默地回应道：“或许是因为大理既有大自然的壮美，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让我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还有读者关心他在大理的生活是否孤独，艾礼凯表示，虽然远离了都市的喧嚣，但在大理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生活反而更加丰富多彩。
读者们纷纷表示，《大理一年》不仅是一本关于异国生活的记录，更是一本引导人们反思现代生活、寻找内心平静的启示录。艾礼凯用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就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 记者周诗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