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露还挂在稻叶尖上时，我总爱蹲在阳台摆弄那盆仙人掌。刺扎手的疼，让我想起十岁那年在田埂上摔的跤——裤腿撕破个洞，混着泥水的血珠渗出来，倒比灶台上那碗寡淡的南瓜粥更有存在感。
那时的天，高高的，蓝得发脆。我背着比书包还沉的猪草筐，踩着露水往家赶时，能看见三伯公佝偻着腰在水田里插秧。他的脊梁像被岁月压弯的扁担，每往前挪一步，泥水就漫过腿肚子，在身后漾开一圈圈涟漪。“小子，”他偶尔直起身捶捶腰，“等你长大了，就不用遭这份罪喽。”
我当时不信，就像不信娘总爱说的那句“好日子在后头”一样——灶台上的油罐见底时，娘总用陶瓷调羹刮着罐底，把那点油星子全淋在我那碗红薯拌的米饭上。
八十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到我们村时，我正光着膀子在晒谷场晒谷，那晒热的谷粒烫得脚掌很不自在，虽说活计轻松，却不如在水田里干的凉快，但水田里蚊虫叮咬、蚂蟥吸血，令人防不胜防。总的来说，当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没得轻松的活计，你就得累死累活。不过，出集体工、“吃大锅饭”的弊端，农民是敢怒而不敢言。直到上头的政策有所改变，农民才翘首以盼。当分田到户的那天夜里，我爹破了往常的习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爬起来，摸黑去了分到的几亩水田田埂上站了半晌，大概是兴奋着有了自家的田地，能自由自在地耕种经营。
耕田种地，辛苦得要命，最累的时候，我真的躺在泥地里哭过。新插的秧苗在风中摇摇晃晃，像无数双眼睛瞅着我。远处炊烟慢悠悠地升起来，带上燃着的柴火焦煳味刺鼻得很。我仰望着天上的片片白云，它们飘得那么地轻，那么地闲，突然就想：啥时候我能不用再跟泥巴较劲呢？
那时的幸福很具体，是赶墟日偶尔能买到的半斤油豆腐，金黄的方块泡在酱油里，能下两大碗饭；是过年时娘偷偷藏在枕头下的两块水果糖，糖纸在被窝里窸窸窣窣响；是第一次进城看到的电灯，拉一下绳子就亮，比煤油灯体面多了。
命运的转弯来得猝不及防。九十年代某个清晨，我背着蛇皮袋进城时，脚下的土路突然变成了柏油的。后来我到城里的老同学家做客，我坐着了软乎乎的沙发，睡上了舒爽的席梦思，吃着了冰箱里冷藏的冻鸡冻鱼冻肉。直到我进城工作，也有了这般一应俱全的家具和美食时，幸福了不多久，反倒腻了，怀念起乡村那种朴素的幸福感。
有一次回乡下老家，我发现大伯公的儿子正用插秧机在田里作业，机器“突突突”地跑，一天的活计抵得上过去的半个月。
村口的晒谷场改成了广场舞场地，当年一起割稻子的婶子们穿着花衬衫，和着音乐的节拍扭得正欢。“你看我这金镯子，”三婶撩起袖子给我看，“城里金店买的，比你叔当年给我的银镯子亮堂多了。”她们的笑声脆生生的，惊飞了枝头的山雀子。
去年，我带俩外孙去吃自助餐。面对满桌的海鲜，小外孙未动筷子就皱眉：“外公，怎么没有草莓蛋糕？”“蛋糕么，等下去买。”我由此突然想起童年时揣在怀里的水果糖，糖纸都被体温焐软了，也舍不得立刻剥开吃。可现今的娃儿哪愁没得吃，只愁不张口啊！
小区花园里，遛弯的老伙计们总爱争论哪个年代最幸福。肖老师说六零年代吃食堂不用自己做饭，李师傅怀念八零年代单位分房的日子。我一般不掺和，只是看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当年田埂上那串歪歪扭扭的脚印。当农民的经历虽然很苦很累，但很充实很丰富，是笔人生收获，增添了一生的精彩——酸麻苦咸甜，全部尝个遍。
大外孙拿着最新款的手机刷视频，突然抬头问：“外公，你们那时候没手机，玩什么呢？”“看书呗，或者聊天呗。”随后，我指着天边的云彩给她看，且说：“你看那晚霞，颜色跟我当年在田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红得像燃烧的火焰。”她并无多大反应。
我说她：“你年少不懂，有些快乐，是不用充电的。”
大外孙这才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继续低头刷着屏幕。
晚风穿过树梢，带来一阵熟悉的稻花香。我知道，有些滋味，没尝过苦的人，是品不出甜来的。就像那盆仙人掌，要挨过扎手的疼，才能在贫瘠里开出花来。我不后悔“生不逢时”，因为我有着对幸福的更深感受和解读。 文/唐胜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