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五年祭：背对灾难面向成长

    本报评论员周东飞

    五年前的5月12日，大地震颤，山川易容，数万同胞殒命，汶川大地震从此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抹不去的记忆。五年就像一瞬间，白驹过隙，痛定思痛，惟愿死者安息生者安慰，惟愿历经了沧桑的大地已经屋舍俨然生活照旧。汶川地震不仅仅是汶川的灾难，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艰难考验。五年，我们铭记了什么淡忘了什么，学会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芦山为考卷，两次地震见证了这五年。

    客观地说，我们不难看到进步。观察者曾列出了这样一份以分钟来计量的芦山地震应对清单：地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第一条震情微博已经上传网络；18分钟，四川省军区已成立抗震指挥部；28分钟，第一批救灾部队已动身赶赴灾区；38分钟，第一批非军方专业救灾队伍已动身前往灾区……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一向为世界所称道，经历了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和民间在地震救灾方面的反应更为敏锐和快捷。

    进步不仅仅体现在速度上，应对灾难的专业性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如果说地震预报仍然是无解的难题，那么五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地震预警的可能性。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地震发生后的第5秒发出预警，让雅安城区获得了5秒预警，为成都赢得了28秒的预警。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舆论生态的进步。与五年前汶川地震之后媒体和网络上一片悲情不同，五年后我们仍然要为生命的逝去而痛心，但同时也提出了更多更为理性和建设的议题。比如，对于各种救灾常识的普及和警醒，对于科学救灾、专业救灾的呼吁。

    五年来的进步，也无需掩盖我们仍然存在的不足。仅就救灾本身而言，我们在芦山地震中仍然看到了当年汶川地震救援时过度依赖陆路交通的一幕，动辄道路阻断，伤员运不出，物资运不进。为什么我们的空中生命线仍然如此脆弱，五年之后没有看到更大的长进与改变。汶川地震让我们认识到了志愿者的力量，2008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然而，五年后的地震，志愿者的蜂拥而入却招致了批评和埋怨。这固然与两次地震的严重程度不同有关，也固然与一些志愿者的专业素养不高有关，但更为本质的问题却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仍然没有形成无缝对接与良性互动。一名基层干部公然宣称，我不跟“他们”来往。言语表达出来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

    汶川地震中我们曾经遭遇的难题，到五年后的今天有些仍然是待解的难题。比如，既然地震中房子已经倒塌，为什么幸存者还要继续偿还贷款？汶川地震时，是以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方式豁免了幸存者的债务。这一次和今后如何解决，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农村房屋的抗震性能太差，因此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这是五年前汶川地震的结论，仍然是五年后芦山地震的结论。中国农民并非不舍得进行房屋的投入，恰恰相反，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都用来建房。抗震性能差的原因，往往是农民局限于知识和眼界，不知道如何提高防震能力，这恰恰是职能部门和公益组织的使命所在。帮助农民建起抗震的房子，不要再无所作为了。

    五年，本应是一些地震职能部门和慈善机构修复公信力的良机，然而五年后的事实让人遗憾。网友在呼吁取消地震专门机构，尽管这种呼吁包含着某种情绪化，但其中揭示的强烈不信任却值得深思。同样应当深思的是红会，随着汶川地震期间一笔8000万捐款被挪用的消息曝光，红会到底在如何运作，成了旧有疑问之后的追问。五年不足以沧海桑田，五年却足够呈现出看得见的成长，如果我们未曾从灾难中汲取教训，那么我们将拿什么去告慰死者安抚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