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布票书信等记录家史
档案主是浏阳人,曾是乡镇干部,95卷档案时间跨度从 1956年至2002年
2013年7月13日
本报记者吴和健浏阳报道 岁月会冲淡记忆,但历史却以不同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在浏阳市档案馆,收录了一套特殊的家庭档案,共95卷,记录了主人及其家庭从1956年至2002年全部历史。尽管档案的主人已经离开人世近10年,但他留下的这一套特殊档案,却可以让人掀开一页即回溯到那个年代。 浏阳市档案馆馆长汤裕新表示,该套档案为研究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真实准确的素材,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和挖掘。 特殊的历史记录者 “我们都知道,就放在我们新的库房里。”7月11日,汤裕新一说起这套家庭档案,脱口而出,称他当年曾亲手参与了接收此套家庭档案。“到他们家里去了几趟,最后装了几大袋回来的。” 在浏阳市档案馆里,记者翻开泛黄的卷宗,时光仿佛瞬间回溯到那个特殊年代。 卷宗号78号档案是何宗楼整理的家庭成员档案。记者翻开一页,一份盖有“布票已发”的婴儿出生证令时光倒流,时间为1964年元月28日。而在一份1969年印有“生育补助布票已发”字样的出生证背面,还印有朗朗上口的宣传知识。但无一例外,每一份出身证明上,都用手写更详细地注明了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 捐赠档案的何亚普说,直到把这些档案捐出去,他们也没有把这些档案看全。“都是他(父亲)一个人整理的,从我记事起,就看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做这些。” 而在一份何宗楼自己的记载中,其所在单位官渡公社曾经发生几起查无实证的经济案件,均是他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很快就将问题澄清。 通过翻看档案,记者粗略了解了档案主人何宗楼的一生:1935年出生,7岁丧父后成为孤儿,读了四年小学,1956年在大光乡参加工作,1966年入党,一辈子在乡镇基层工作,于1995年从官渡镇人民政府协理员任上退休。 纵观何宗楼记录档案的时间,从1956年即参加工作之时一直坚持到2002年,时间长达46年,跨过了其工作的全部时间,直至其去世。而在翻阅档案时,记者也看到,何宗楼最早的一份荣誉是1969年被评为模范通讯员的大红奖状,最后一份是2002年仍被评为优秀党员的获奖证书。 儿女的信都保存完好 记者查阅,何宗楼个人卷宗基本按三大类归档。一类是工作记录,一类是家庭生活,还有一类是相册证书。 卷宗号24号是最早归类的书信,时间为1979年,卷宗号46号时间为1983年至1987年,卷宗号88号编目为家信,时间没有标注。 记者翻开88号家信卷宗,蓝墨水,方格纸,字迹仍然清晰,但纸张却有的粘连,泛黄。 记者翻开一份1993年9月何宗楼女儿从长沙写给他的信。信中女儿向他们表示问候,但也透露出埋怨。 “……现在厂里辞职的人日益增多,我暂时不作别的打算,只看看还有没有调出去的希望,我知道为难你们了……” 信中女儿透露出想调换工作的愿望。“也不知道爸爸有没有别的办法。” 字里行间,女儿希望父亲帮她想想办法,但在信中,女儿却自己又说:“我知道爸爸不喜欢求人,如果很难,那就不用去开那个口了。” 儿子印象中的父亲 “不太记得清了。”在何亚普的家中,问及父亲工作履历,甚至具体的生日,何亚普说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大概只知道当过民兵营长,后来又当了乡秘书,乡人大主席之类的职务。“要去档案馆才能查清。” “他很多事都不跟我们说。”何亚普说,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很少向他们说起工作上的事情,对子女虽然爱护,但非常严格。“姐姐参加工作的时候,本来招工指标已经下到乡里了,但他(父亲)就是一直不说。” 何亚普说,家里人当时无法理解,当姐姐去问父亲的时候,父亲却下乡走了,再问时,还在推说不知道。“后来是舅舅看不下去了,另外想办法才安排上班的。” 何亚普说,父亲即使退休前有机会调到县城里,但却从来没有打过报告,也没有去找过领导。 不过,对于“别人的事”,何亚普说父亲却显得不遗余力。何亚普拿出一本相册,一张张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里,大多数人都穿着绿色的军装,年青的面庞意气风发。“这些都是他(父亲)手上推出去当兵的。”何亚普说,当年招工进厂和去部队当兵,是令很多人羡慕的事情,这些被父亲推出去的人,他们拍的第一张照片,首先是寄给自己的父亲。“他们都很感激他。” 说起父亲整理的这些档案,何亚普记起,文革时期,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腰被红卫兵用皮带打伤,但却从没见提起过,反而是当时红卫兵逼着父亲去烧书时,父亲显得痛苦万分。“烧了一下午,后来说了一辈子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