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的郴州丹霞上,为何会留下唐代宰相的刻字
2019年10月20日
10月10日,降温前的最后一段燥热即将过去,还是很热。从郴州永兴县南10公里处耒水南岸登上小船,慢悠悠地穿过便江(耒水永兴段)弯曲的河道,从两排小山中取近道,抵达侍郎坦。船老大就是侍郎坦当地人,妻子拎着菜从船上跳上岸,我们又向对面的侍郎坦划去。坦下就是刻着9方唐代石刻与1方南北朝石刻的崖壁。关于郴州丹霞人文痕迹调查,我们将从这几块石刻开始讲起。 撰文/本报记者钱烨 侍郎坦16方石刻,最早距今1484年 船靠岸,惯性让一起考察的湖南省博物馆原副研究员谢武经跌了一个踉跄。我们一行5人陆续跳下船,从修葺的石台阶步行登岸,抬头可见一占地100多平方米的坦屋。右手边有竹林,身姿贴着绿色的水面。河面十分安静与宽阔。 远看侍郎坦十分普通,登岸后见到石刻才觉别有洞天。光绪《永兴县志》载:“侍郎窾在县东(应为南,志载有误)三十里,唐韩愈谪阳山令(今广东连州),泊舟于此故名。” 窾是坦的古地名。湖南省地质研究所原总工程师童潜明教授解释郴州丹霞地貌由于岩层产状不平整,岩石不够坚硬,就出现岩壁坍塌的现象,形成喀斯特地貌中一样的洞穴。这种由于岩层垮塌而形成的“洞穴”,在本地被称作“坦”。 它们的形状也千奇百怪,有的是圆形,有的扁平状或枣核状。有的高挂在红崖陡壁上,有的位于崖壁下部及临河崖壁低部。它们大多顺层排列成岩槽,少数为穿层垂向坑槽,层间多为数十厘米大小的浑圆状的凹坑,大的洞穴可居人放物。由于丹霞岩层不像石灰岩那样容易被水侵蚀,所以洞穴都不会太深,而且干燥宜居,加上天然的海拔缺陷,这些“坦”,往往成为天然的大屋檐,而且冬暖夏凉,非常宜居。 侍郎坦最早的一方石刻,是“中大通七年”字样的石刻。“中大通”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的年号。站在石刻面前的谢武经提出自己的疑问,梁武帝萧衍嗜好佛教,“中大通”是他在位期间的第四个年号,但只有五年,没有“中大通七年”这个历史年份。 而这个丹霞石壁上恰恰可以清晰地看到七年的字样。这说明,郴州距离政权中心确实十分遥远,连皇帝更换年号这种大事都无法及时确认。 然而,距离政权中心如此遥远的郴州,为何相继在侍郎坦,以及上游的喻家寨发现大量石刻(喻家寨有50余方明清时期的石刻)?一直有“林中之城”的郴州,是否并不像外人觉得是偏远蛮荒之地?自秦代越过南岭,将帝国的版图拉到南海面前,此后历代北方政权的统治者都在不断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由于山水阻隔,北方政权渗透到南岭以南控制力已属强弩之末。南岭既作为华南地区气候屏障,也作为中国历史上北方政权向南延伸的尾闾地带。因为要跨越这五座山脉组成的屏障,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与阜盛的国力。 于是把郴州作为跳板,经营好这一尾闾之地,然后再向岭南施展影响力,就是历代北方政权统治者采取的措施之一。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像李吉甫这种在唐代如此出名的大臣会被派遣到郴州做太守,并在侍郎坦留下石刻的历史因缘。 而随着岭南日益发展的海洋贸易,郴州又作为勾连内陆的跳板,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为广州港口供给的内陆商旅非常仰仗湘江—耒水—郴江这条水路运输线。尤其在清代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之后,催生出了郴州“九街十八巷”的城市格局,翻越骑田岭的骡马古道是这一历史繁荣期的见证。 而侍郎坦与喻家寨的位置都处于耒水黄金水道上,出现这么多石刻也就顺理成章了。 唐代一门两宰相,都从侍郎坦经过 在侍郎坦16方摩崖石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9方唐代石刻。这9方唐代石刻内容此处不一一列举,只讲重要的几处。 有关宰相李吉甫的石刻:“清河路□体仁朝议大夫,前守郴州刺史李吉甫,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禾拾月戊寅朔贰拾四日辛丑,蒙恩除替,归赴(京)阙。长男绅、次男□(李德裕)缄从行,乡贡进士罗造□。” 这处石刻,字体古朴,介绍了唐贞元十九年(803)郴州刺史李吉甫带着两个儿子北归京城的往事。值得注意的是李吉甫是唐宪宗时期的宰相,辅助唐宪宗开创“元和中兴”,而被后人赞誉。他的儿子李德裕也是宰相,而且其声誉甚至超过了父亲,被后人誉为“万古良相”。 一门两宰相,同在郴州生活过,而且李吉甫还在侍郎坦这样一处看似极为偏僻的地方留下石刻痕迹,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唐代对南岭的开发超过了前面历代的统治者,发达的海上贸易让郴州这个“林中之城”也活跃起来。前文已交代,作为帝国向南延伸的尾闾地带,派遣这样一位重要的大臣来郴州做官,也看得出,唐代对于湘南郴州这一地区的倚重。 另两方重要的石刻,虽属唐代,但还存疑。前文《永兴县志》交代:“侍郎窾在县东(应为南,志载有误)三十里,唐韩愈谪阳山令(今广东连州),泊舟于此故名。岩上镌有‘昌黎经此’四大字”。 10月10日,湖湘地理一行田野调查小队站在侍郎坦内,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两方石刻。一个是阳刻,一个是阴刻,都写着“昌黎至此”四个大字。 “昌黎”是韩愈的郡望。韩愈一生曾六次经过郴州。唐大历十二年(777),韩愈之兄韩会因朝中政治斗争受株连,被贬韶州刺史,10岁的韩愈随兄嫂从长安南迁,首次路经郴州。在韶州住了两年,哥哥韩会不幸去世,嫂嫂郑夫人带着12岁的韩愈,扶了灵柩,第二次路经郴州北归。 唐贞元十九年(803)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因为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遭权臣谗害,触怒了德宗皇帝,被贬官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省)令。韩愈从京城出发赴任,至唐贞元二十年(804)春抵达郴州,第三次路经郴州南下。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驾崩,顺宗即位。于夏秋之季大赦天下,韩愈被赦。北归途中遇阻,与贞元中监察御史,谪临武令的张署一道在郴州待命,长达3个月。这是韩愈第四次过郴州。 元和十四年(819),信守儒家政治的韩愈不改本性,向皇帝上书反对迎拜“佛骨”的《论佛骨表》,得罪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在潮州任上只是几个月光景,同年十月,韩愈调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由潮州赴江西任上,韩愈出郴州过桂东,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途经郴州。 六次路过郴州,以第四次历时最久。光绪年间的《永兴县志》认为侍郎坦是韩愈第三次谪阳山令时,赴任路上在侍郎坦题字留下石刻的。 韩愈、柳宗元纷纷在侍郎坦题字? 有关这两方石刻是否为唐代石刻,是否韩愈亲笔,同行的谢武经有自己的看法。 在这一阴一阳的两方石刻中间,刻着两段跋。同是清道光年间当时的永兴县令王晋庆着人雕刻的。 年号为道光七年(1827)的跋,是为了解释那方阴刻“昌黎经此”石刻的来历。跋文中说,县令王晋庆认为侍郎坦是永兴的古迹之一,“临江石屋粉书‘昌黎经此’”,“历千百年未损”,到他在道光七年(1827)前来瞻仰时,“昔贤遗迹宛然在目”,于是他命人在原迹左侧复制了一方石刻,就是现在看到的位于坦屋左下方的阴刻文字。 到了道光八年(1828),王晋庆可能觉得摹刻固然好,但是原迹再过些年就看不清了,于是又想把原来的“粉书”阳刻在石壁上,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昌黎经此”石刻。这一次固然比临摹时要小心谨慎,于是这位道光年间的县令就邀请了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程恩泽来为这次的刻字写跋。 程恩泽在跋中交代了王晋庆邀请自己为新石刻写跋的事,然后笔锋一转,在跋中提出了自己对“昌黎经此”原字迹的见解,认为是“非唐法,言宋人所为”。谢武经认为,程恩泽还有一个跋,刻在坦洞入口的下方去了,可能已经被水淹没,那个跋中,程恩泽可能会对自己的判断进行一个解释。 那么在原笔迹上镌刻的“昌黎经此”到底是不是唐代石刻,又或者说是不是韩愈本人的亲笔呢?从这两方跋来看,着实还不能提出让人信服的答案。不过,谢武经曾经广泛征求过书法界人士意见,大家都认为“昌黎经此”四个字的笔法确实很像韩愈的笔迹。但即使这真的是韩愈的笔迹,也无法断定就是韩愈亲自在侍郎坦登岸提笔,写下的字。 程恩泽的猜测似乎更加合理,只是无法看到他那方淹没在水下的跋文了。 与“韩愈经此”刻文一样,另一个唐代刻文的时间也无法确定,但同样让人兴趣斐然。 “河东柳从过”,短短的5个字,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柳宗元到此一游”的意思。真的是柳宗元的笔迹么?也就是说柳宗元也曾来过郴州,并在侍郎坦逗留过? 这方石刻字体很小,不仔细看,夹杂在其他石刻中还很难被发现。但谢武经坚持认为“河东柳”就是柳宗元。谢武经说“河东”是柳宗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他的著作也称为《河东先生集》,并且柳宗元在生前曾多次来过郴州,并留下唱和的诗文。 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除了广泛的游览永州附近的喀斯特地貌,写就了《小石潭记》、《钴鉧潭记》等著名散文,也曾登到郴州北楼,凭吊李吉甫。 《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一诗云:“郡楼有遗唱,新和敌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梦寻……骅骝当远步,鶗鴂莫相侵。今日登高处,还闻梁父吟。” 而前文已交代,贞元十九年(803)作为郴州刺史的李吉甫曾在侍郎坦留下刻字。柳宗元会不会探寻故人旧迹,前来凭吊,也未可知。 一段斜倚立江边的丹霞洞穴,留下了唐代宰相、两位古文大家的石刻,着实让人欣喜不已,也纳罕良久。看来,唐代时,郴州耒水河道已经十分方便通行了,而且是勾连岭南的重要通道,才会有机会留下韩愈、柳宗元、李吉甫的刻字。 1200年前唐人安政恒在侍郎坦躲水5天 唐人来郴州,可不像今天这般一帆风顺。现如今郴州永兴、资兴境内耒水相继建坝以后,水位上涨,水深也增加不少,一些险滩、礁石已经沉入江底。而在古代,这些都是进入郴州城时需要经历的磨难。 明嘉靖年间,曾任南京礼、吏、兵部尚书的湛若水经过郴州沿郴江北上时,水路颠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在诗中说:“泛泛郴江船,亦受两三人。上漏与下湿,毛衣也盖身。辛苦百千状,吾亦甘吾心。多谢二郡主,无劳太殷勤”。明末清初郴州人喻国人曾记述道:“郴居万山之中……舟楫难通,闻有小舟,俗名吹火桶,所谓野航,恰受两三人者是也”。 耒水—郴江河道尽管难行,依然没有阻止北方政权继续依靠水道南下,开发南岭的热情。而作为勾连内陆与岭南的中转站,郴州也分享了开发岭南的发展红利。历代在郴州耒水两岸的丹霞石壁上留下的石刻、石窟都与这段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 有趣的是,在侍郎坦9方唐代石刻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安政恒元和十三年二月六日至此,阻水五日,故记”。5排石刻小字,虽然经历了1200年还是很清晰。 这位唐人当年置身郴州不知是否与当年汉人开发岭南的热潮有关系,也很难识别他的身份。不过他遇到洪水,被阻在侍郎坦内5日的情景,让时至今日,站在原地眺望耒水的我们也为他捏着一把汗。 喻家寨 郴州见证岭南开发的另一个“脚印” 尽管“郴州近天上”、“居万山之中”,在当地开展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但依然没有阻止北方汉人向南开发的脚步。 距离郴江口2公里的喻家寨摩崖石刻则是另一个例证。大约从唐代起至清代,中国历史上针对岭南的两度开发浪潮都在郴州丹霞山留下了“脚印”。一个是在耒水下游的侍郎坦,保存有9方唐代石刻,与唐代开发岭南,进行海上贸易有关。第二个位于耒水上游支流郴江沿岸的喻家寨,保存50余方明清时期的石刻。明清两代对岭南的开发已日益成熟。尤其是清代,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郴州作为内陆中转站的地位日益上升。以前只能走“吹火桶”的郴江,经过疏浚后,可通行木帆船,于是孤悬在郴江沿岸的喻家寨,就像当年的侍郎坦一样成功地吸引了路人们的注意,成为郴州北郊另一处过往游人的风景凭吊处。 喻家寨位于苏仙区许家洞镇东北约三公里的郴江北岸附近。与侍郎坦一样,喻家寨也是一处丹霞岩丘,临近江岸的陡壁上。不同于侍郎坦的是,这里是一处利用自然地形而修建的村寨。在修建村寨之前,山上有苏仙修仙(民间传说)用的仙台(发现石刻)。 前寨门右侧石壁高约20米,长约60米,石刻最多且集中。这里大多为题字石刻,也有一些题诗、散文石刻,因年代太久已经很难识读,有些则被后来的题刻磨去或遮盖。 根据谢武经的整理,主要的题刻有“南国奇游(前款‘嘉靖丁巳冬’、后款‘甫田陈言书’)”“仁者寿(前款‘癸亥仲秋书赠春山先生’,后款‘陈邦器’)”“探奇处(前款‘桂林王建勋题、维扬徐標书’、后款‘明万历改元岁在癸酉秋仲月’)”“白莲池(无款)”“胜境(无款)”“天飞山(无款)”“同仁书院(无款)”“游白莲池诗(草书且模糊不可识读,落款‘嘉靖丙寅秋九月吉日赵恂书,门生喻以鲁刻石’)”等。 第二处在天生石桥两侧石壁。天生石桥称石梁、穿坦,山两侧对穿成高大的石洞,石洞高、宽、进深各约50米,有公路从下穿过。石桥右侧石壁高约20多米,长约40多米。这里有一形象形容石桥的石刻“天生巨眼,大地津梁(落款“九十二翁俞璲题”);另几行直排小字可能是俞璲去世后刻上去的,内容为‘□□刻上□夫子名瑄,生于明万历三年十月十四日戌时,卒于清康熙□年四月□□戌时,享年九十有□□’)”。左侧石壁有题刻“石也穿(前款为‘喻国人题’,无后款)”。此外,还有一些石刻,已无法识读。 第三处在山顶仙坛、寨门附近,大部分被毁坏,仅存“仙坛”石刻。 第四处在寨上靠东边山上一石崖凿有一石龛,内雕一男一女两尊坐姿石菩萨(头被毁)。石龛上方刻“继善碑成思亲肖像”。男菩萨旁刻“先考乡耆武公中泉讳仁像”;女菩萨旁刻“先妣武母邓氏四娘孺人像”。石龛两旁有对联一副:“天造地设清气象,日轮月转静乾坤”。右方刻诗一首:“当年未遂临冰愿,此日空怀刻木心。无由报答先亲德,仅藉东岩尽子情。”落款为“皇朝天启六年(1626)岁次丙寅孟春月谷旦孝男武大守立”。石龛左侧石壁刻浮雕武大守骑马而立,前有牵马夫,侧有人持盖遮阴。石龛四方刻有龙、凤浮雕,也被毁得只剩一点痕迹。石龛的整面石壁还有很多摩崖石刻,但已无法全部识读。塑像者采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双亲,这份孝心感人至深。从刻的那首诗可以感受到塑像者的伤感和对双亲的思念。 纵观喻家寨摩崖石刻,多为明清时期当地官员、商旅登山览胜时的即兴题刻。与侍郎坦记载众多历史事件相比,史料价值较差。不过,在今天看来如此僻静之地能够有如此多的刻字,也殊为神奇。 从侍郎坦到喻家寨,走水路要绕行50公里,这50公里是郴州丹霞地貌最为绝美的一段。几乎涵盖了郴州丹霞地貌的全部景观类别。侍郎坦至程江口,郴江口至喻家寨,又是这条丹霞水道上的两个最集中的景观中心。 也许是被两地的丹霞地貌吸引,也许是两地的通航条件相似(都处于水路环转之处),两地先后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摩崖石刻。虽然年代不同,但都指向一个历史事实——郴州作为帝国早期政权向南延伸的尾闾之地,得到了历代北方统治者的苦心经营。郴州作为帝国边缘的中心,不仅为北方政权向南延伸提供了桥头堡的位置,也为岭南提供了向内陆眺望的窗口。耒水50公里绝美丹霞给历史上每一位参与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北方人提供了区别于中原的审美体验。这种首次进入这座遥远的“林中之城”的震撼,被集中地刻在两处丹霞赤壁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触摸它们而感受到当年这些人的心跳。 专家观点 郴州丹霞具有申报世界双遗产的潜质 谢武经(湖南省博物馆原副研究员) 众所周知,2010年8月3日,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成功共同申报“中国丹霞”项目世界遗产获得批准。中国丹霞的申遗成功,说明这种地质地貌之珍贵与奇特。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郴州这种山水风光秀丽而生存环境恶劣的丹霞山区,还会有令人震惊的众多历史文化遗存,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丹霞古文化区。 郴州丹霞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全国罕见的历史文化遗存。在郴州丹霞山区这种环境恶劣的地区,古人的生存智慧得到很好的体现,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或文明。我将其称作为“郴州丹霞文明”,即经过人类的生产、生活等遗留下来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存。郴州丹霞文化不同于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的其他丹霞山区,它们主要是风景好、原始、自然。而郴州的丹霞不仅在风光上毫不逊色,多种样、多类型的丹霞文化遗存还让它更胜一筹。这种极具地域色彩的丹霞文化,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我看来,郴州丹霞不仅是自然遗产,更是文化遗产,应该进入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名录。 预告 郴州丹霞山区人文遗迹调查还将继续,下期将从微观层面上介绍丹霞山区的坦屋、寨堡、悬棺以及采盐采硝遗址。每一处丹霞石壁上痕迹都值得玩味把玩,这里不仅塞满了郴州的历史,也是湖南,乃至中国的大历史。 撰文/本报记者钱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