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抗日,我的高考延迟了
2022年6月12日
文/李鑑澄 1944年7月我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这张大学毕业文凭背后的沧桑,见证了那艰难的岁月,那如烟的往事,记忆深深,依依难忘…… 征调民训,未能赶上当年高考 1938年初,日军逼近长沙。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为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征调全省将要高中毕业的同学参加了民众训练活动,训练对象是青壮年农民,教军事操的基本动作。我们明德中学高中毕业班的同学首先在长沙广益中学训练了两个星期,然后正式下乡开展工作。 我们共进行了5个月的民训工作,完成了长沙暮云、洞井铺附近两个乡的民众训练活动。 民训结束后,规定可以按期毕业或继续回校学习一个学期,我和部分同学选择了回到明德中学继续学习。为躲避日军的侵犯,那时长沙明德中学已搬到湘乡霞岭一个大民房,为曾国藩部下所建,约有四五百间房屋。当年11月,我考完学校的总考,完成了全部学业,取得了高中毕业文凭,时间定格在1938年12月。由于高中延迟毕业,我未能赶上当年的高考。 1939年9月,我在辰溪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10月到达昆明。当时学校条件艰苦,电力不足,而我们要经常制图,图书馆座位又不多,学生宿舍没有电,我们就自制油灯,在宿舍用行李箱当作绘图板用,有时也与同学一起到街上的茶馆每人买上一杯茶,在茶桌上温习功课进行绘图,如此,我的视力受到严重损伤,绘图非常吃力。我即与部分同学转入经济系学习,因不感兴趣,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便申请休学回家。 从西南联大休学后,经六天的路程颠簸回到湖南。在返回湖南的车上我结识了一位在贵州铜仁唐山工学院任教的教授并邀约去该校读书,我婉拒了。路过怀化辰溪时,见到迁至此地的湖南大学环境还好,长沙明德中学同学又较多,想之可以相互切磋,便留了下来,边在湖大旁听学习,边自己复习功课,准备再次参加高考。 1940年9月,我与几位在湖南大学读书的明德中学同学一同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并获得一份奖学金。当年中央大学在新生入学后还实行了甄选考试。 进入中央大学后,我首先在柏溪分校读工科一年级,二年级起到沙坪坝校本部学习,我选学水利工程学,为其水利工程学系第四班,我们这个班只有十多名同学,大部分为湖南籍。我们的系主任为黄文熙,专业课老师大都是留美的,除须恺教授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如黄文熙、严恺、谢家泽、李士豪等,当时他们都未成家,同学们戏称之为“babyproffison”(儿童教授)。我们的水利学、土力学等大部分专业课教材都是英文原版。 征调译员,大学延迟毕业再为抗日 1944年初,民国政府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弥补军队翻译人员的不足,征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到部队当译员,服役期满后,方可发毕业文凭。当时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从在重庆的中央、复旦、交通、重庆、华中等五所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征调千余人,服役期一年。我们参加了军事委员会重庆译员第一期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分派至远征军、战地服务团、航空委员会、交通部等机构。 我与10名同学一起分到成都附近的新津机场当译员,属航空委员会译员总队管理。我在新津机场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守接机场站长办公室与美方联系的电话,笔译来往公文,同时参与和住机场的美方管理人员、飞行员、维修人员的相关联络翻译工作。 新津机场是当时亚洲第一大轰炸机机场,时为轰炸日本本土的前哨机场,B-29轰炸机的汽油与炸弹都由印度空运而来,每出动一次约需两个来星期。为避免日机空袭,B-29不在新津机场作长停留,只在出动轰炸前早来一两天,或在轰炸回来后休息一两天,立即返回印度。 1944年8月底,一架B-29在完成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后,因油料不够坠落在四川北部,我受命与一名美国军官和一名军医一道乘军用卡车,经过两天的颠簸赶往岳池、南充、广安一带寻找,最后在广安县找到,当时飞机的翅膀已受损伤,我们将11名美军顺利地带回新津机场。 1945年2月,我服役期满,向航空委员会译员总队和外事局办理了离职手续,由学校介绍到重庆歌乐山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工作,但按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一样当实习员,因我做了一年译员,只有半年就转正了。我服役期满后回中央大学领取毕业文凭时,文凭尚未颁发下来。我在评技佐(今助理工程师)时,学校给开了一个代电,证明已毕业。1947年8月,毕业文凭才正式颁发下来,此时我已从重庆迁回首都南京,在水利部工作两年多了。 历史就是这样极其相似。1938年我高中毕业前,为抗日征调进行民训,延迟半年高中毕业。两次延迟毕业,这一切都是为抗日,也算是一个青年学子为抗日所作的微薄贡献。 201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我的大学征调译员经历终获肯定,甚为欣慰。 (本文作者生前为湖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论证专家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