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寻找法治良方，并为之鼓呼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门派。“在法学的江湖里，漆多俊开创了一种主流学说，算是自成一派。”

    有人将这话转述给漆多俊，他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心里却是默认了。在他那间简陋的居室里，弟子们送的写有“泰山北斗”的牌匾，被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从武汉大学辗转长沙，然后又从中南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任上退下，如今的漆多俊，是中南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博导。他最知名的成就，是对经济法理论的贡献。梳理中国经济法几十年发展史，“自创一派”的评价，对漆多俊而言，并不为过。

    2013年，他成为“你好，公民”癸巳·潇湘风尚大典风尚学人候选人。

    本报记者袁树勋　长沙报道

    1980年代，中国法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应该是经济法的崛起。

    彼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成为国家重大任务。决策层要寻找一个兼顾二者的治国工具，经济法被纳入视野，炙手可热。

    实践先行，理论自然不能缺位。

    当时，国内法学研究已中断十来年，经济法更是一片空白。“经济”二字，几乎可以包揽一切人类活动。仅从字面理解的话，但凡是包括了经济内容的法律，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甚至刑法，都成了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经济法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这些难题，自它在20世纪初诞生后，就让无数聪明的头脑一筹莫展。许多法学家干脆不承认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他编的书，几乎是所有法律院校的教材

    1986年，漆多俊编的一套教材出版了。这本书成型于1981年，当时的漆多俊在武汉一所司法学校讲授经济法，他对国内盛行的大经济法思想很不认同，于是就自己编讲义，编一章讲一章。课讲完了，一套教材也攒出来了。

    这套教材中，漆多俊主张缩小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仅限于国家权力干预、管制内容的社会经济关系，将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交还传统民法。

    当时国内占统治地位的苏式经济法，主张调整除公民个人财产以外的所有经济关系（俗称大经济法），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漆多俊的主张，在当时的经济法学界不可避免地沦为非主流。很多民法学家倒是很认同他的观点。“每次开研讨会，我发表观点，总能得到民法学家的热烈响应。”

    到了1984年，教育部将漆多俊的这套讲义，指定为全国司法干部学校的教材。

    1986年的民法与经济法之争，最终以《民法通则》出台，民法学派告胜而偃旗息鼓。在经济法学界内部，大经济法的观点逐渐销声匿迹，漆多俊等人主张的缩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开始成为共识。

    经过近十年的沉淀后，漆多俊提出了一个名为“国家调整说”的经济法理论——由市场干预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三个板块组成，分别应对市场经济的三种缺陷，俗称“三三制”。这个理论，在他编写的《经济法基层理论》一书中得以完整呈现。这本书在1993年出版后，很快成为几乎所有法律院校的教材，沿用至今。2001年，这本纯理论书籍，入选“全国畅销图书”排行榜。

    “逻辑很清晰、严谨，在国内经济法的诸多观点中，是科学体系最完整、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漆多俊的学生陈云良说。

    2005年，漆多俊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首批名录。门下博士已有几十人，遍布政、学、司法界。有人如此评价，“漆多俊自创一派，生徒众多，已成气候。”

    “白纸从头著新词，新词残照夕阳里”

    漆多俊在武汉一所司法学校当老师时，几年下来，已经小有名气。198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筹建法学院，他被招募，从中专一步跨上大学讲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学校评博导。论学术成果，他绝对够格，但中专老师的出身，在关键时候“卡了壳”。他不服气，找到校长说，“有人是山顶上的树，我是山脚下的树，我这棵树，比山顶上那棵还高。”

    圈内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省长召集知名学者们开政策研讨会。轮到漆多俊发言，他话锋一转，说“当前的菜价太高了，老百姓消费不起，政府应该出面干预”。场面霎时很尴尬。

    “耿直敢言、不通世故”。这个来自很多人的评价，漆多俊欣然接受。或许对他而言，这就是学者之要义，之风骨。

    他心气极高，曾言：“搞学问，就要做大学者；搞政治，就要做大官；经商，就得赚大钱”。

    在很多人看来，他做到了。但他自己总是不满，“有时候想想，这一辈子就这样了，觉得特别难过”。

    70大寿宴上，面对众多弟子及亲友，他曾赋诗一首，“人生七十如赤子，赤子之心如白纸，白纸从头著新词，新词残照夕阳里。”

    新词如何著？很多人都发现了，退休之后的漆多俊，淡去了专业色彩，对时事、法治的谈论越来越多。

    他关注钓鱼岛局势，也关心房价和菜价；他抨击垄断，也探寻诸多制度的哲学根源。

    有些文字还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一直没机会发。这两年，这些文字相继面世，因为他觉得，改革正在深入，知识分子应该做点事情。

    弟子们佩服他的敢言，能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家国情怀。漆多俊心里却有另一层思考，“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他希望寻找症结和对策。

    这些年，一直在为法治鼓呼

    潇湘晨报：从研究理论到为法治鼓与呼，您的这种转变从何而来？

    漆多俊：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天真很简单的想法：把法律框架、条文定好，照着去执行，法制建设就会越来越好，法治社会也能逐渐成形。现在，我们的法律框架基本成形了，却发现问题不是越来越少，某种程度上是越来越多。比如《反垄断法》千呼万唤终于出台，但它的作用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把制度比作一栋大厦，法律没有成为它的框架，它的作用如何发挥？

    我搞了一辈子法律理论研究，到头来发现，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所以我这几年发表了很多鼓呼法治的文章。

    潇湘晨报：其中一些言论思路相对比较超前？

    漆多俊：我家里人也看了。我说，怕什么，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还有谁敢说。我历来就是这个性格。1963年我还在读大学，20多岁，中央号召“包产到户”，我觉得这样还不行，应该“包田到户”。就写三封信，寄给了中央。后来我写了很多文章，给别人看，说尖锐了，所以在柜子里一放就是几十年。这两年都拿出来了。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提供济世良方，就是做好理论研究；二是为之鼓呼。

    声音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云良：无论是民法学、刑法学，还是法理学、宪法学，在西方通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高度发达、成熟，要有所超越和创新绝非易事。而经济法学从德国产生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经济法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其中最耀眼的成果，就是漆多俊的“三三制理论”。

    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他对中国法学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法学的贡献。